大家都知道，違章停車要被處罰。但許多人也許想不到，有些違章車輛是不用擔心受罰的，而且開出的罰單也可以隨意被取消。記者最近就意外地享受到了一次“特殊待遇”。
2004年12月14日，記者去北京的使館區辦事。這里禁止停車，但附近又沒有停車場，因此很多人都把車停放在道路兩旁，包括很多掛“使”字頭黑色車牌的使館用車。“這些人就在使館工作，肯定整天在這里停車。”于是，記者決定也冒回險。
果然是冒險。辦完事出來，很多車都被“貼條”（違章停車的罰單）了，記者的車也不例外。郁悶之余記者又發現，所有社會車輛都被“貼條”了，掛著使館牌照的車卻沒貼。這是為什么？記者非常生氣。
今年1月11日，在北京月壇派出所門口，記者又被“貼條”了。這地方向來車位少、停車難，記者著急去辦事，就將車停在了兩輛警車旁邊。最“危險”的地方最安全嘛！事實證明，最“危險”的地方也不安全。但和上回一樣的是，社會車輛都被貼了罰單，警車的玻璃上卻干干凈凈。
到交通支隊接受處罰時，記者忍不住和違章處理辦公室的一名女警員“理論”起來：“為什么只給社會車輛貼條，旁邊停的警車卻不貼？”
“不可能，肯定都貼了。停車地點就在他們門口，肯定是他們揭下去了。”
“上個月我在使館區附近違章停車被貼條，可停在那兒的使館牌照的車就沒貼，你能說他們的也迅速揭下去了嗎？我要提起行政復議。”
“提起行政復議必須先接受處罰，再以書面形式送交到西城區交通隊。”
“我還要向貼條的協管員核實當時的情況。”說著，記者掏出記者證。
“協管員下午2點上班，你那時候再來吧。”
“那好，我先接受處罰。”記者將罰單遞進了窗口。
“請等一下。”女警員接過罰單沒有處理，卻撥了個電話，“又一個……”
電話一通，她就沒頭沒腦地說了這樣一句話。“我還是過去說吧。”可能是記者站在旁邊不方便，女警員放下電話出去了。
幾分鐘后，女警員回來收起了記者的罰單。
“為什么收回罰單？”
“我們要統一研究研究……”女警員一邊低頭在罰單上寫著什么，一邊含含糊糊地回答記者的提問。
“你的意思是，不再對我進行處罰了？”
“對。”和朋友聊起此事，聽者都目瞪口呆。他們說，不是記者要提起行政復議嚇住了女警員，就是記者的身份讓他們膽怯。但記者還是不明白：不做虧心事，不怕鬼敲門。如果協管員是秉公執法，相信任憑誰來理論都不會躲著不見的。
我國法理學中關于社會主義法制的基本要求是：有法可依，有法必依，執法必嚴，違法必糾。協管員通過車牌號判斷車主身份、地位，執法時區別對待，這是違法不糾；女警員在處罰違章時，再次根據車主身份、反應區別對待，這是執法不嚴。記者遇到的事，只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進程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兒，可能是記者較真兒了，也就“幸免”了。但是，記者寧愿接受處罰也不愿意看到執法者不公平地對待每一個車主、每一個違章人，這丟掉的不僅僅是協管員、女警員的信譽，而是老百姓對執法者的信任。
